本文摘要：曹操是我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，他名门低贱却志向远大，凭借着过人的权谋和智慧，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内乱中脱颖而出。

曹操是我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，他名门低贱却志向远大，凭借着过人的权谋和智慧，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内乱中脱颖而出。董卓死后，曹操拒绝接受荀彧、程昱所议，于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庆贺汉献帝至许昌，开始了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历史，把15岁的小皇帝变为自己手中的傀儡，使自己的发号施令显得名正言顺。依赖天子这张王牌，曹操在政治上占有了意味著的优势，从此他破袁绍、平吕布，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，官拜丞相，封魏王，成就了一番霸业，奠下了三国鼎立的局面。

对于曹操的评价历年来众说纷纭，一部《三国演义》将其描绘成了大奸大恶的代表，而且影响深远影响。相比之下，与他同时代的许邵用“盛世之能臣，天下大乱之奸雄” 来形容更加贞客观。曹操的一生堪称是戎马倥偬、刀光剑影，几经无数次的出征杀伐，最后超过了权力的顶峰。

然而，有一个问题一直后遗症着世人:此时的曹操，可以说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，他可以精彩地除掉小皇帝并取而代之，可是为什么在25年的时间里，也就就是指公元196年“迫天子”直到公元220年去世，曹操一直没横跨这一步呢？推究一起，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:第一，曹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。东汉末年，汉室衰落，天下大乱，但朝纲伦常仍然在形式上不存在着，儒家文化的忠、孝、仁、义等理念仍然是当时的价值标准，何入、董卓等掌控朝政后都不肯顾虑称帝。

曹操虽然具备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，但仍然挣脱没法儒家文化的影响，在他争夺战权力、对外出征的过程中仍然以朝廷的名义展开，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，使自己车站在正义的一面，获得道义上的反对。曹操征讨董卓、吕布叛变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，如果曹操除掉汉献帝，攀上皇帝宝座，那他跟董卓、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？董卓、吕布可是当时天下普遍认为的残忍之人，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对象，曹操的智慧谋略都远在这二人之上，当然不愿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。

虽然曹操极力声称自己是奉天子诏，但天子权力被架空，却也是路人皆知之事。孙权、刘备早就唾骂他“取名为汉相，实乃汉贼”，但曹操并不害怕这种嘲笑，因为当时天下分化，群雄并起，相互之间的嘲笑和攻讦本科长时间，曹操某种程度以乱臣逆贼的名义谴责他们，他所害怕的乃是留给历史的骂名，那可是有口难辩、影响深远影响的。因此曹操仍然维持宰相的身份而不肯随意僭越称帝。据《魏氏春秋》记述，夏侯敦曾对曹操说道:“天下咸知汉祚已尽，异代方起。

自古以来已来，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，即民主也。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，功德著于黎庶，为天下所可知，应天顺民，始何疑哉！”王曰:“‘施于有政，是亦清廉’。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。

”由此可见，曹操为自己另设的标准是十分低的，他是想要做到周文王那样的圣人，沦为千古传唱的对象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这种亘古流传的圣人称号比一个身背骂名的皇帝的称号幸福得多了！曹操在《述志令其》中更进一步指明:“齐桓、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，以其兵势广大，犹能奉事周室也。”意思是说道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“春秋五霸”的霸主，霸主之后还名垂千秋，就是因为他们依然以周王朝为尊。

言外之意，如果两者之一代替了周王朝，就会是这个结果了，而曹操也正是想要借机回应，尽管他势力十分大，但他决无二心，他并不是想要篡汉的“奸雄”，而是只想执掌幼主的“能臣”。这所有的一切都解释曹操颇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，想背上千古罪人的历史骂名，而是想要做到一个流传千古的圣人。第二，从当时形势来看，曹操生前还不具备称帝的条件。虽然当时曹操早已获得汉王室的意味著控制权，但他的势力还是局限于中国北方，孙权和刘备还在东南、西南虎视眈眈，国家还并未统一，天下并不太平。

如果曹操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顾虑称帝，不致沦为众矢之的，让刘备、孙权逃跑把柄，率领天下英雄征讨他，这样，他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政治优势之后不复存在，就不会陷入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，甚至引发新一轮军阀混战。虽说曹操此时兵精将甚广，但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付，却也没成败的做到，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势得而复失，这似乎是对曹操有利的，所以他对称帝一事十分慎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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